您当前的位置：花旗银行（中国）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欧兆伦：外资银行要找准市场定位
花旗银行（中国）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欧兆伦谈中国金融发展
欧兆伦就任花旗中国首席执行官是在2008年5月，当时花旗集团正深陷次贷危机，对这位刚刚履新的花旗中国掌舵者，市场充满关注，但欧兆伦对这个市场并不陌生，他在少年的时候，就曾跟随父母回内地老家探亲，后来大学毕业进入花旗香港，也经常因为工作的缘故出差内地。
今年，是欧兆伦就任该职位的第7个年头，中国已成为花旗集团在亚太区最大的市场之一，2013年花旗中国净利润为9.6亿元人民币，资产规模达到1527亿元，并积极投入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中国金融改革。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的第657号国务院令，公布的《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的决定》，将从2015年1月1日起放宽外资银行市场的准入条件。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
近日，欧兆伦接受了广州日报记者的独家专访，在他看来，创新让花旗一直走在市场的前沿，也是中国经济一日千里的秘笈。
重回内地：“只要市场重新开放，一定要回来”
广州日报：从大学毕业进入花旗香港后经常出差内地，您在工作的过程中应该见证了中国金融、资本市场的发展，您经历过哪些中国重大经济事件？
欧兆伦：1991年，那时B股刚刚开始，它允许海外投资者参与中国的股票市场，可以看出中国在一定范围内开始尝试金融创新。花旗当时是上海B股市场唯一的美元清算外资行，在深圳是三家之一，当时我负责系统和流程这块，每周都往返于香港、上海、深圳三地之间。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产品合符当时的要求，B股在当年发挥了很大作用，现在又有新产品出来，比如沪港通，中国市场一直在创新。
广州日报：当时外资行在中国主要的业务是什么？当时作为外资行的从业者，和现在有什么不同？
欧兆伦：花旗最早进入中国是在1902年，由于历史原因中断过，1983年花旗重新回到内地。我们最先去深圳，当时外资银行都在深圳，那时可开展的业务并不多。至于当时可赚多少钱和开展什么业务没人确切知道，但我们的信念是，花旗在中国有很长的历史，中国也是花旗全球很重要的市场，所以只要市场重新开放，我们一定要回来。
业务发展：过去多年投入像场马拉松
广州日报：花旗是首批获准进驻上海自贸区的外资银行，比较早的就开始在自贸区的业务探索，目前自贸区支行的业务亮点主要有哪些？
欧兆伦：过去一年多花旗在上海自贸区所推出的产品很成功，值得肯定。这不单指业务规模，最主要的业务一定要有所创新，走在市场创新的前沿。
自贸区给了市场和行业一个平台，可以加大创新的力度，也可以将创新的速度提高，所以在过去一年多，花旗的重点放在创新上，也在市场的多个不同领域做出第一笔交易，比如开展首个人民币全自动跨境现金池业务等，同时，也通过自贸区这个平台，体现了花旗全球网络的优势。
广州日报：花旗在多个跨境试点项目中拔得头筹，似乎借助自贸区，花旗创新的步子比较大，就企业内部而言，确实是这样吗？是如何平衡创新背后的风险？
欧兆伦：金融的稳定和创新，在自贸区内外都必须考虑，金融行业和其他行业有所不同，在创新的同时还要求稳定，这中间的平衡必须要把握好，金融行业开的一个小口，有可能会影响到全局。
在创新时，我们首先会从宏观来考虑，监管会怎么看，对金融稳定有什么影响；另一方面，我们也从微观的角度考虑，面对这些创新是否自身已经做好准备，整个系统、风险管理、员工培训等是否已经准备好，如果还没有准备好，宁可把这个项目先放一放。
广州日报：这是否意味着花旗还有很多创新的项目会随着中国金融改革的深入而逐步推出？
欧兆伦：没错，现有的项目主要在资金管理等方面。
随着国家在利率和外汇改革，以及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再往前走时，我们还有不同类型的产品可以引入中国。
有些时候虽然我们有这个能力，但如果市场客观条件还不具备，我们也不能启动。
广州日报：从目前来看，各银行所推出的创新产品差异化并不大。
欧兆伦：从业务管理看，不会一两个季度就会产生很明显的差异，业务的投入是持续过程。
如从中国内地的外资行排名来看，花旗排名非常靠前，不是因为花旗在过去一两年的投入，而是过去很多年的投入，就像一场马拉松，如果只看那么几公里，我的速度可能不会比你快很多，但我们会保持这个稳定的速度，距离一长差距比较明显。
外资银行占1.82%：
换角度看市场占有率
广州日报：数据显示，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有望在2016年从目前的1.82%增长至4%。您认可这个数据吗？
欧兆伦：我认为，应该转换角度，更全面客观地看待外资银行的市场占有率问题。
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的业务模式有所不同，每家外资银行都有自己的目标客户，而这1.82%是从全国范围来看，银行的目标市场和非目标市场都包括在其中。事实上，花旗银行的定位就不是涉及所有的市场，而是专注于目标客户。目前花旗的网络分布在全国13个城市，有些城市没网点，不可能拿到业务，而且有些也不是我们的能力可做的，还有些理财业务外资银行大多没参与。
要比较客观地计算外资银行的中国市场占有率，应该集中在他们业务的目标客户上。据我了解，外资银行在上海的市场占有率大大超过1.82%。
广州日报：您如何看待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发展前景？
欧兆伦：中国市场很大，比日本市场大不止一倍，整个亚太区所有金融行业收入的一半都来自中国内地。
这么庞大的市场是有足够的空间去容纳不同类型和地域的金融机构的，这里不仅有空间允许外资银行发展，而且允许外资银行有很好的发展，最主要的就是外资银行要找准自己在市场中的定位。
广东前景：有能力支撑大规模自贸区
广州日报：中国当前正在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扩大开放，其中金融的改革正在上海自贸区、深圳前海先行先试，您对中国金融改革有哪几方面的期待？
欧兆伦：首先是要有创新，从金融稳定的角度观察如果没有问题，或者是风险可控的，就可以拿到全国来复制，这个既可以在上海来做，以后也可以在天津或者前海来做，复制的节奏可以稍微快一点。
比如在自贸区一周年的时候，我提出可以将共享服务中心放在自贸区，但会要求对中国的税收制度等作出调整，目前很多跨国企业将现金管理中心放在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地。
广州日报：中国改革开放已经36年，您虽然中间有段时间在海外发展，但相信您对中国市场是有一直的关注的，您对中国这些年营商环境的印象如何？觉得有哪些变化？
欧兆伦：变化非常大。第一是国家转型做得非常好，经济体制也较以前更为多元化，以前主要是国有企业，后来跨国企业陆续进来，不仅仅是不同行业，还有不同类型的企业和机构，形成了非常活跃的经济局面。
第二是资本对中国也不是问题了，坦白说，以前主要希望金融机构提供贷款，因为改革开放初期资本还比较缺乏，但现在不是这样了。中国现在已经是资本的净出口国。
第三，创新的速度很快。我比较关注的是金融行业，从2013年的互联网金融，到2014年的P2P，就是几个月的事情。可以说，中国的发展目前是一日千里。
广州日报：对广州扩大开放和招商引资有什么建议？
欧兆伦：我在上世纪90年代有段时间离开了中国，后来在2005年前后回到广州，当时花旗准备投资广发银行，和几个对手在竞争。
我当时印象比较深的是，来来回回还是那几家90年代的酒店，可是过两三年再去广州的时候，已经有一批新的国际五星级连锁酒店都齐聚广州了，如果没有足够多消费的客人，这些五星级酒店是不会盖的，也不会盖这么多。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广州的发展还是很迅速的。
广州所在的广东省，有1.1亿人口，相等于一个欧洲国家这么大，GDP超过1万亿美元，所以是有条件有能力也有规模去支持一个自贸区，而且广东和广州都有对外开放的历史背景。
中国这么庞大的市场，不会只有一个自贸区，或者一个经济中心，每一个区域都有足够的经济规模，去支撑不同的或科技、或金融、或物流的中心，结合自身的产业优势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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