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当前的位置：金砖国家与国际新秩序
《环球财经》特约、复旦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教授、巴西瓦加斯基金会法学院教授高文勇（Evandro Menezes de Carvalho）
导语：201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后1945”世界是在战争的废墟中诞生的，被赋予了特殊的国际背景，那就是“迅速”与“变化”。我们必须从历史中吸取经验，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各国为和平、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公平做出贡献。
爆发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资本主义危机引发了关于未来全球经济与制度安排的必要讨论。建立在经济增长趋势研判和单纯经济数字基础上的投资模式忽视了事情的另一面：经济并不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全部。金融危机表明，人类社会还存在道德危机和政治危机。因此，这场危机的解决方法也不应限于经济领域。
金砖国家应对挑战的关键在于教育
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在危机中表现得力不从心，说明这些旨在捍卫多边主义的国际机构从理论和实践上都在衰落。这影响了国际秩序的稳定性，最贫穷的国家所受的影响最大，促使发展中国家开始寻求自己的解决方案。2014年金砖国家开发银行（New Development Bank,NDB,亦称金砖银行)的成立就是一个例子。金砖国家不愿被动等待世界最发达的几个经济体——G7国家提出解决方案，而是要求提高自身在国际决策过程中的参与度和影响力。金砖国家希望通过金砖银行实现三个目标：促进新兴市场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保护这些国家的货币；间接促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进行有利于金砖国家的改革。这些目标能否实现，有待时间的检验。需要回答的问题是，这家新银行是否具备足够的创新力和竞争力?能否为两家布雷顿森林体系金融机构（IMF和世界银行）主导的国际秩序增添新的思维、计划和操作方法?
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金砖国家是否具备足够的自信心和创造力，为新的挑战寻找根本解决方案。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个词：教育。在金砖国家的世界观中，投资21世纪的教育是对未来的赌注，将对世界产生积极影响。坚持这一信念，我们就向胜利迈出了第一步。
在此基础上，金砖国家应该扩大公共外交，加强政府、社会和相应人员之间的对话。对话将提高金砖国家组织的合理性，为各类社会主体和各国政府提供应对挑战的新思路和新盟友。金砖国家可以建立一个非政府实体平台（包含政党、企业、行业协会、工会、教育机构、宗教团体和有影响力的个人等）。此外，政府还应促进各个金砖国家智库之间的交流，拓展媒体渠道以促进金砖国家理念、思想和新闻的传播，鼓励对话，让企业之间分享知识并发现新的商机。这些措施都有利于缩小金砖国家人民在地理、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
中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极具潜力
在金砖国家合作的背景下，中国和巴西需要扩大和深化两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公司在巴西的大量投资表明，这种伙伴关系非常必要并具备重大潜力。中国对农产品(000061,股吧)和自然资源有大量需求，而巴西在这些领域可以提供大量出口，两国在双边贸易上互补。不错，中国和拉美国家都存在这种贸易互补性。但对于中国和巴西而言，可以在贸易互补基础上实现其他层面的战略利益。巴西是世界第七大经济体，区域第五大国家，拥有两亿人口和发达的工业体系，并且正在国际舞台上寻求超越商业利益的权力——例如，巴西正在申请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
中国正致力于发展与拉美国家的对话平台（中国-拉共体论坛），而巴西在拉美地区的关注重点是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和南美洲国家联盟（Unasur）。这些外交举措并不互相排斥，但应寻找一种促进对话的方式，使这些平台都能发展壮大。南方共同市场和南美洲国家联盟这两个国际组织的目标是增强成员国面对其他经济体——主要是美国时的相对实力。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和巴西外交官应该开始讨论中拉论坛、南方共同市场和南美洲国家联盟这三个平台如何彼此帮助。
最后，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和巴西都进行了向世界开放的重大改革。虽然两国的改革方式不同，但都在国际危机和国内老百姓需求的推动下继续深化改革进程。巴西和中国人民都要求更多的社会公平、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和更好的权利保障。中国和巴西都在加强法治建设，推行司法系统改革。两国可以在这些共同感兴趣的领域开展经验交流。例如两国可交流各自的反腐政策，腐败是对法律秩序的严峻挑战和对经济的严重破坏，导致社会公愤和对政府执政能力的质疑。社会改革和法治的深入有赖于经济的恢复，政治和社会价值的塑造将有助于社会稳定。
金砖国家可以成为世界变革的平台
总之，世界需要制度与法律变革，需要对内和对外的新思路和新举措。金砖国家可以成为改革的平台，我们每个国家的工作都可能成为世界变革的推动力。对外政策方面，金砖银行成立引发的制度创新、金砖各国在教育和科技领域的投资、公共外交和媒体渠道的拓展、对互联网资源的特别重视，不仅将提升各国软实力，也能激发各国人民的潜力。国内政策方面，正在进行的法治建设、稳定经济的举措、社会分配制度的调整、有效的国家治理，都是进一步挖掘人的潜力的必要条件。
201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后1945”世界是在战争的废墟中诞生的，被赋予了特殊的国际背景，那就是“迅速”与“变化”。我们必须从历史中吸取经验，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各国为和平、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公平做出贡献，这应该成为每个国家国内与国际政策遵循的最高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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