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个亚投行“小伙伴”入行逻辑
美国人对世界银行总部位于其首都华盛顿市中心,距离白宫不远而津津乐道。不出意外,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也将迎来一个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参与的区域性金融银行——亚投行。德国是最新加入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的国家。根据财政部公布数据,截止到4月1日24时,加入到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的国家已经增加到31个。另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除了31个意向创始成员国,财政部确认已提交书面确认函,预计将在4月加入的国家有15个;此外,还有6个国家或地区已表示申请。
它们合计达52个国家或地区。
组成亚投行的52个经济体中,其利益诉求不一。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陈晓晨认为,“亚投行是对现行国际体系的有益补充。现有体系没有完全满足很多中小国家搞基建的需求,也没有满足欧元国家的投资需求。”
东南亚、南亚、中亚:争夺基建投资目的地
“亚投行成员国分为两部分,亚洲国家和域外国家。亚洲国家是主要的投资目的地,是资金需求方,也就是借方。”陈晓晨认为。
在此情况下,东南亚13国、南亚3国和中亚的3国早早便提交书面确认函,成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同时,这些国家也是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的优先推动区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3月28日公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中巴、孟中印缅两个经济走廊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关联紧密,要进一步推动合作,取得更大进展。
陈晓晨表示,“过去,亚洲中小国家更多是国际秩序的被动接受者,这些国家的共同目的是获得比过去更大发言权,甚至有些国家是第一次在这种国际组织中获得席位”。
加入亚投行的13个东南亚国家中,只有印尼是二十国集团(以下简称G20)成员之一,其他国家抱团在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这一体系中。南亚国家,只有印度同时是G20成员国和金砖国家。
2011年以来,东南亚、南亚和中亚各国都先后发布了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印尼2011年公布2015年国民建设规划,仅2011-2014年的中期计划投资总额即达4700亿美元,基建工程投资占比约40%;同年越南政府提出2011至2020年投入4000亿美元作为基础设施建设,其中2011-2015年投入1600亿美元。泰国2013年批准了726亿美元、为期7年的投资规划。
南亚方面,在中巴经济走廊的框架下,中国政府承诺未来六年内对巴基斯坦投资456亿美元,分别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投资118亿美元,在能源项目上投资338亿美元。印度总理莫迪2014年上台后,便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印度铁路升级计划,计划在未来5年内,对总长超过65000公里、寿命达100多年的铁路投入约1370亿美元,换代铁路基础设施。其中,包括建设长达5847公里“钻石四边形”高铁网。
民生证券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由中央层面推动的“一带一路”海外投资项目正在快速推进。收集到资料的20多个海外项目累计拟建、在建投资规模达524.7亿美元,主要集中在中亚、南亚等地区,投资的方向更多以能源、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为主。仅2015年“一带一路”海外投资规模或接近170亿美元。
“多目标”的欧洲:英、瑞意在维持金融影响力
尽管受到美国的反对,英国仍然成为第一个加入亚投行的西方国家。随即,法、德、意等国随之纷纷加入。
“英国作为美国盟国加入亚投行,是要重整其作为老牌金融强国的地位,巩固伦敦在全球的金融地位”,陈晓晨表示,英国与亚洲各国历史关联多,亚洲很多国家都曾是英国殖民地半殖民地,“英国实用主义的民族性决定了其要赶上东方快车的利益需求”。
对欧洲而言,英国、瑞士和卢森堡等传统金融业强国为维持金融业地位,一般会加入国际性金融机构,并试图影响该机构的政策制定和日常运营。2012年英国金融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为10.6%,瑞士金融业占比GDP约13%。全球五分之一的国际银行业务、接近三分之一的外汇交易、一半的国际股权交易和二级市场70%的国际债券交易在伦敦金融城完成。
“对于亚投行的域外国家,尤其是英、法、德来说,既是既有国际金融体系的获益者,又对这个体系有一定的不满,他们加入亚投行有两面性,一方面寄希望于为自己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是从长远看,意向创始会员国的身份获得更大发言权。”陈晓晨认为。
与瑞士、卢森堡等金融业发达国家类似,挪威等北欧国家,沙特、卡塔尔、科威特、约旦、阿曼等中东“土豪”加入亚投行,是借助亚投行成立机遇,将其积累的金融资产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配置。目前世界上35%的主权财富基金集中在中东地区,沙特主权财富基金达7570亿美元,科威特达5480亿美元,卡塔尔达2560亿美元。全球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挪威政府养老基金更是高达8630亿美元。亚投行长期而稳定的基建收益,无疑对这些基金极具吸引力。
此外,制造业强国德国对亚洲特别是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出口已远超美国,对华投资更是处于快速上升通道。德国加入亚投行,有助于该国增加在亚太地区话语权,并为本国产品和服务找到出口。
相比之下,法国、意大利等国虽然早已表示要加入亚投行,但迟迟未有其提交书面确认函的消息。法国出口产品60%以上为欧洲地区,对亚太地区仅10%左右,这或许是其虽选择加入亚投行,但热情程度不高的原因。
澳洲、巴西:抢占上游资源输出份额
澳大利亚、巴西等资源类国家而言,加入亚投行的更多是看中了亚投行基建投资需求对铁矿石及其他矿产资源和能源等上游资源品的需求。
澳大利亚出口商品份额中,以2013年统计,铁矿砂及其精矿占26%,煤炭占15%,石油占6%,铜占2%。其中,澳大利亚三分之一的商品出口到中国,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不断下行,对上游原材料产品需求减少,澳大利亚2014年对中国出口下降了10.4%,澳大利亚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原材料需求地。
巴西出口结构与澳大利亚相似,其商品20%出口到中国,2014年对中国出口甚至下降了3.6%,矿产品、农产品出口分别占到全部出口的22%、18%。
俄罗斯的出口结构更为单一。矿产品、贱金属(贱金属指铁、钢、铜、镍、铝、铅、锌、锡、钨等)及制品分别占到2013年俄罗斯对外出口的66%和13%。俄罗斯也有能源出口的需求,但其情况更为复杂。2014年乌克兰危机使俄欧、俄美关系紧张,国内资本外流。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专家舒姆斯基认为,俄罗斯决定加入亚投行,就是希望能让俄罗斯亚洲落后部分的基础设施项目获得资金来源。“主要是出于实用主义。”
陈晓晨则认为,俄罗斯加入亚投行的原因受地缘政治影响,中俄两国地缘政治十分重要。中国在其中做出了共赢发展的措施。比如在俄罗斯人担心的西伯利亚铁路运量被分流的问题上,中国一方面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另一方面投资俄罗斯国内的高铁和其他基础设施。在中亚的合作问题上,中国也强调“一带一路”规划与俄罗斯“茶叶之路”的对接,强调亚投行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的“兼容性”。
借助亚投行平台,中国将来自欧盟、中东国家的融资能力,来自澳大利亚、巴西等的上游原材料供给,来自中、韩的工程基建实力进行整合,编入“亚投行体系”,投入到亚太地区旺盛的投资需求上,从而打造一个完整的“亚洲投融资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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